陈连清
1962年至1968年，我在原温岭莞渭小学读书。
那时的课程简单，就是语文、算术，还有音体美劳。我觉得学习很轻松，作业都能当堂完成，很少带回家做；老师提问时，我总是抢先回答。
当时老师给学生打分是5分制（学习成绩的等第，不是现在大学里要修的学分），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我门门都是5分。成绩单送到家时，左邻右舍争相传阅。这是我的高光时刻，心里有点小得意。
除了赚学分，我们这些小学生也会学着父辈的模样，参与农活挣工分。
只要遇上队里劳动，我们就把星期天和暑寒假交给田野。我所在的是原温岭观渭陈大队（今莞渭陈村）第六生产队，队里人均四五分土地，社员一年只要三分之一时间在田里劳作就足够了。农闲时，或从事副业串蓑衣，或在河里拔鱼（一种围网捕鱼）。
那时，队里实行工分制，就是按社员提供的劳动质量和数量记工分。最高为10分，相当于一个企业里把关的工程师，往下依次降低。队里每年在夏收前都要对每个劳力重新评定一次工分，我还记得评工分时的情景。
夏夜，满天星斗，银河斜挂在头顶，道地上点起一盏昏黄的菜油豆灯。大家围坐一圈，互相点评。我本以为这个评分嘛，都是乡里乡亲，沾亲带故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得了。谁知，每个人一丝不苟，分清露白（分出细微的差别），指出哪一点是好的，哪一点不行，有理有据，实事求是。最后根据讨论的内容，评出等分，还评出小数点下的数。农民这种朴实求真的品格深深感动了我。
我的一个堂叔算个文化人，保管报纸，为队里记工分，兼作会计。他做起事来总是慢一拍，社员们七嘴八舌给他评了8.6分。这个分在成人中算是低的。那一晚，他像吃了一顿重庆火锅，又麻又辣，吃得面红耳赤。
我们这些小学生自然是排在尾巴了，有几个同学被评为3分，而我只有2分。我仰望星空，这天上星星都在对我眨眼，似乎在说：“你有不足嗬，要奋起直追咯！”
2分是最低的，因为我的表现比其他同学要差一截。斫草子时速度没他们快，割稻几次割到手指上，学车水常常被“钓鳗”（荡在空中）。
我第一次参加劳动是给冬田里的草子施灰肥。那时的草子是苜蓿，一丛丛在田里种成一行行。待到春耕时把它们割下来，剁碎用作早稻的主肥。施灰肥是将灰施于其根部以利于吸收。而我做得毛糙，灰放得不到位，受到大人的批评。
春耕之后就是插秧。一次，我跟在大人后面插秧。大伯发现我的秧短一些，于是将我插好的一株秧拔起来，发现插下去的秧苗是弯着的。大伯说这是因为我的手没有捏住根，而是抓在秧的腰部往下插。平时待我很好的大伯，顿时咆哮起来，叫我重来。有社员开玩笑说：“你是白脚梗，应去坐办公室。”有人讽刺道：“这个人看起来长长度度（高大），实际是一株胖杉树。”我知道后，脸上红一阵热一阵。
后来，我琢磨一个问题，为何懂得点文化的人，在田间劳作时会比别人差一截？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往往关心天下大事，也喜欢读些书，这样一部分精力就分散了，农活当然也可以学会，但其兴趣点不在这里，于是对一些重体力和高技能的农活用心较少，因而就显得弱些。到了田间，他们喜欢做宣传员，在给人带来一些欢乐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己干农活的质量。我发现，田头讲三国故事、唱田歌的，工分都不会很高。所以，要想做好一件事，关键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在田间劳作时，每个人都是一个农民，高效做好手上的事是自己的本分。
找到原因，到了初高中参加田间劳动时，我就十分注意自己的角色定位，克服“小猫钓鱼”的心态。在拔秧插田、割麦打稻、挑担施肥、犁田耙田、捻河泥等农活中，我专心致志，舍得用力，锻炼恒力，尽显自己农民的角色，当我在捻河泥的船舷上站稳脚跟时，就成了一个能挣10分的社员了。
来源：台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