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渊 /文
明代中后期，中国出现了地理学的“双子星”，一颗叫徐霞客，另一颗叫王士性。
徐霞客是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被称为“千古奇人”，一部《徐霞客游记》闻名天下。王士性是台州人，比徐霞客年长40岁，著有《五岳游草》《广志绎》等杰出的地理学著作。
同为旅行家，足迹遍及华夏，都留下了传世之作，为何在知名度与影响力上，王士性却大大不及晚辈徐霞客？徐王二人，又各自有着怎样的“游道”呢？
王士性是万历五年（1577）进士，为官三十余年，长期在外任职，给他创造了旅行的有利条件。他借赴任途中、公务之余，利用职务之便，广泛游历，“宦辙几遍天下”，大明的两京十三省，他去过其中十四个，唯独没去过福建。他的旅行方式，属于“宦游”。
徐霞客年轻时科考落第，从此绝意仕途，立下游历名山大川的志向，“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由于一介布衣的身份，他需要自备盘缠，带上仆人与行囊，择日出行。好在家境尚可，他同样去过十四个省（京），独缺四川。他的旅行方式，属于“布衣游”。
旅行方式的截然不同，使得两人在解决吃、住、行的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王士性是官员，旅行时，多使用官府驿站提供的马匹与船只。《五岳游草·入蜀记》所记载的29天行程中，有25天是骑马的。在水运发达地区，他便乘船，如万历十六年（1588），他从四川顺长江而下，到江陵登陆。在一些骑马难以到达的景点，他除了步行之外，也常坐马车。比如从华山到青柯坪，“始整衣乘舆而归”。
徐霞客的条件则要艰苦许多，四处旅行考察，主要靠双腿。有学者统计了《徐霞客游记》中的行程，他共行25595里（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其中步行16679里，占64%；乘船行7205里，占27%；骑马1255里，占5%；坐马车（轿子）行956里，占4%——乘船、骑马、坐马车（轿子）加起来才36%，而这恰恰是王士性的主要交通工具。
王士性出门在外，吃住大多在驿站和官署。驿站有米供应，官署有酒有肉，作为朝廷命官，他能享受官方提供的一系列待遇。到名山游览时，他一般住在寺观里，并受到僧道们的热情款待。如在青柯坪，有“诸羽士具笙铙法鼓出迎”；游嵩山时，方丈给他安排了房间。
徐霞客主要投宿于寺庙、旅店、舟船、民家、朋友家等，其中寺庙和旅店占一半以上。如果找不到寺庙和旅店，附近又没什么朋友，只能敲敲老乡家门，问能不能借宿一晚。有的地方偏僻荒凉，或治安不好，老百姓不会轻易接受陌生人的入宿，徐霞客就经常被拒之门外。即便能住，条件也很差，没有床铺，或睡在牛棚、猪圈里。有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露宿野外，崇祯十年（1637）春天，他在湖南三分岭时，就露天席地而睡，既没有饭吃，还遭雨淋。
王士性旅行较为安逸，几乎没遇到过危及人身安全的事。旅途中，他会关心国家社稷与民间疾苦。在苏州、松江时，他认为当地赋税过重，“东南民力良可悯也”；在山东时，他注意到登莱与朝鲜之间的边防存在问题，应当“我师屯平壤，则正蔽登莱，烽燧无能相及也”。这是一个典型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形象。
徐霞客旅行三十余年，可谓经历了九死一生，经常断粮不说，还会遇到强盗打劫。崇祯十年（1637）二月，他在湘江上遭遇贼寇，慌乱之中，抛弃行李，跳入水中逃走。劫后余生的他，用束发的银耳挖换了套干净衣服，再徒步去衡阳城，找好友金祥甫借钱。谁料好友也囊中羞涩，徐霞客只能暂住在他家。直到二十多天后，好友凑来二十两银子，徐霞客这才得以继续自己的旅行。
正所谓“野雀无粮天地宽”，徐霞客的“布衣游”虽艰苦，但也很少受限制，能自由安排时间和路线。他常常深入野外山区进行考察，亲近大自然，观察山脉、河流、洞穴、植被、动物等。他花了四年时间游历西南，广泛考察了各类熔岩地貌，并记录下来。在自然地理方面，徐霞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成为世界上对地质地貌进行科学考察的先驱。
王士性的“宦游”，让他积累了各地村镇聚落、交通运输、民俗民风等知识。经过长期地归纳整理、分析比较，他对人文地理方面有着深刻的论述。王士性晚年的著作《广游志》和《广志绎》，称得上中国古代人文地理学的集大成者。
简而言之，徐霞客是“探山水个究竟”的自然地理学家，王士性是“理天下个头绪”的人文地理学家。
在学术成就上，二人各有千秋，可对后世影响方面，徐霞客历来备受推崇，王士性其人其书却鲜有人知。清代的《四库全书》将王士性的十二卷著作列于史部地理类存目，而将《徐霞客游记》全部收入，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对此，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有过这样的表述：“本来在明末清初百年之内，王士性其人、《广志绎》其书是很受人重视的……但此后三百年竟然再没有人提起。这是由于乾嘉考据学兴起后，讲地理的专讲建置沿革，这是一种绝不合理的偏见。五四以后地理学界又流行重自然轻人文的风气，所以徐霞客受到丁文江以来广大地理学者的尊崇，却谁也不知道有王士性《广志绎》其人其书。”
学界尚且如此，更别说普通大众的态度。《徐霞客游记》记录每日见闻，有一定的故事性，通俗易懂。王士性的著作注重地理现象的归纳、分析，有较强的理论性，自然曲高和寡。徐霞客不求名利，把毕生精力用于探险、考察，过程中，忍受了诸多痛苦与折磨，也享受了无限壮丽的风景，如此举世罕见的经历，难怪会受人追捧。而王士性的宦游，在中国古代很常见，缺乏独特性，再说了，王毕竟是官员，有几个人能在旅途中，享受到这般待遇呢？从这点上来说，古人扬徐抑王，属于情理之中了。
好在，历史终究没有埋没王士性。他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在四百年后的今天，愈发受人关注。相信终有一日，王士性会像徐霞客、宋应星一般，在古代科学史的星空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王士性集》/朱汝略 点校、《王士性论稿》/徐建春、《理论与经验透出的文化传统——王士性与徐霞客旅行的比较研究》/张勇
来源：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