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潮海/文 金福根/摄
三年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了“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这是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榜单公布后，首个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的“百年百大考古遗址”。此展展示了三个“中国最早”：最早的炭化稻米、最早的彩陶、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而这三个“中国之最”，正是义乌桥头遗址所具备的。
这一考古发掘，说明桥头文化不仅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世界文明也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201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桥头遗址开始正式考古发掘。经过10年持续努力，发现了诸多浙江、中国乃至世界之最，除了是世界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还出土了东亚最早的完整环壕遗址、世界上最早的彩陶、最早酿酒工艺和全省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完整人骨架古墓葬……这些考古发现，对研究世界稻作农业和人类文明起源均具有重大价值。
万年桥头 一脉相承
包括桥头遗址在内的上山遗址发掘，将中国农业发展史的主轴线延伸到1万多年前，将中华文明起源史的轴线延伸到8000多年前，上山文化把长江下游和中国南方地区的文明史提早至1万年前。
过去，历史主要靠考古，所以我们的视野只能看到5000年前。如今，通过最新的技术，历史可以追溯到5万年前。年代最早距今1万年前，包括桥头文化在内的上山文化，不仅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也成为中国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开端。
上山文化，尤其桥头文化所呈现出来的物质成就和技术发明，均走在同时代前列——这里发现了类型多样的稻作驯化证据和初成体系的稻作农业生产证据，此为中国万年水稻栽培史的重要开端，是世界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这里出现了以稻作农业生产和多元采食经济为基础和支撑的定居村落和早期农业社会，此为中国万年农业定居史的重要开端；这里发现了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彩陶，此为中国万年陶器起源和技术发展史的重要代表；这里发现了以水稻、薏仁、块茎类植物为原料发酵酿酒的残留物和陶容器，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酒……
按照考古学的年代分期，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分为早期、中期、晚期和末期，年代距今约12000—4000年。包括桥头文化在内的上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菘泽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良渚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菘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共同构建起长江下游地区整个新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其中，上山文化年代最早，其继承者跨湖桥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重要源头，而河姆渡文化又对良渚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上山文化远早于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如果从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的角度讲，可以将包括桥头文化在内的上山文化视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母体。尽管这几种文化在陶、石器所体现出的文化面貌上各有特色和差别，但从农业社会的形成这个角度看，特别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延续和发展，三者可以看成是三个递进的发展阶段。而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路径，最终奠定了桥头文化由“最早的村落”走向良渚文化“最早的国家”这个区域文明演进模式。
20世纪30—50年代，围绕以距今约7000—5000年期间的仰韶文化彩陶为代表的中国史前文化，究竟是本土起源还是从外部传入问题，曾发生激烈争论。一些外国学者根据仰韶文化陶器表面的彩绘纹饰与西亚地区史前文化的彩陶有相似之处，就武断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根据中国黄河、长江及辽河流域史前文化，尤其桥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以大量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中国史前文化虽与同时期外部文化发生过交流，但中国的史前文化都是本地区土生土长的，具有从1万年前发展至今的清晰发展脉络。中国境内彩陶出现的年代要早于欧亚大陆，两者各成体系。
桥头遗址的发掘，使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
稻作文明 石破天惊
2021年12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撰写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稻作起源到稻米之路》一文开宗明义：“考古人员在浙江上山遗址中发现了1万年前的稻米遗存，这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炭化稻米。也就是说，上山的先民们是已知世界上最早开始人工管理栽培水稻的一群人。”
此文接着又说：“在距今9000年前后的上山文化中期桥头遗址和下汤遗址，水稻的驯化已达到非常高的程度，甚至超出植物考古以往对作物驯化速率的一般估计。”
跨湖桥文化和上山文化主要发现者、发掘者蒋乐平说：“北大研究团队的初步结论认为，水稻在距今9000年前后已经成为上山文化产业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桥头遗址稻属小穗轴形态的鉴定和统计表明，水稻驯化或在距今9000年前后迅速完成。这个结论或许需要我们重新解读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和模式。”（《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113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8月版）
有人兴许会质疑，早先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12000年前，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的先民也吃大米，为何上山是稻作之源？要知道，那是采集的野生稻，而上山人吃的大米是人工栽培的。
驯化稻，即人工培育的水稻，同世界上其他栽培农作物相比，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
从生态上讲，这是唯一被人类选择栽培并驯化的湿地草本植物。长江中下游先民驯化的水稻，其野生祖本是典型的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池塘、沼泽当中。这说明桥头及周边先民在迈出洞穴走向旷野时，开发了不同的资源和自然景观，对“稻”的选择伴随着对整个湿地资源的认识和利用而开始。从繁殖特性来讲，水稻的祖先也非常特别。在遗传学角度上同驯化水稻有密切进化关系的是普通野生稻，最初是多年生的。在人类最初选择定居时，这些村落周围自然生长、每年都要开花结籽的禾草，它们“自落自生”的特性很容易被观察到并加以利用。而湿地水稻的祖先却不一样，多年生的野生稻有很强的宿根性和发达的地下茎，不需要结实繁殖，可以通过倒伏茎的高节根发芽。正是我们桥头的先民能发现和利用这些多年生的湿地草本植物，最终将一种多年生的植物驯化改造成今天世界上产量最高的一年生农作物，这很了不起。难怪有人说，最早的人工驯化稻，刷新了人们对世界农业起源的认识。
万年以来，中国稻作文明的演进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东亚文化圈的历史进程，而且改变了中华民族栖息地的文化空间结构。
首先，水稻的经济性特征支撑了中华民族大规模人口繁衍，维持了中华文化的持续性。驯化后的水稻易于采收，与野生稻相比，颗粒相对饱满，产量高，符合人类社会的经济性原则，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主粮，使中华民族万年以来人口加快繁衍。
据有关学者考证，从夏王朝到春秋末1500多年间，中华民族的人口大体维持在1000万—1300万人之间，战国末期大概达到3000万人；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已达5900多万。人口的持续增长有多方面原因，但粮食供养能力提高是关键因素。江南水稻的单产要高于小麦、粟米，后来，稻作还开发出一年两熟——双季稻。正因为有了长江流域水稻的供养能力，才弥补黄河流域小米和小麦人口承载力的不足。
其次，稻作农业所培育的社会组织性造就了中国典型的农耕文明形态。经济方式决定了文化形态，因此稻作农业不仅是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稻作生产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同时，稻作生产方式形成了多样的文化形态。水稻种植由于受地形、降水、光热等自然环境约束，需要丰富的水资源以及可以聚集水源的地形，这就需要集体作业来修筑聚水的水库、存水的田埂、便利的灌水和排水系统等。
发达的稻作经济还支撑了稳定的社会系统。由于水稻特殊的耕种体系，让农人可以以年为周期在同一块水田中重复耕作，不像旱地作物需要轮荒，因此水稻作业的社会相比旱地作业的社会更稳定；精耕细作的水稻相较早期“靠天吃饭”的旱地作物相对稳产高产，这也催生了水稻种植地区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有持续性的积累改进和发展，孕育了水稻种植地区人们较高的文化素养。难怪有人说，稻作农业就是长江下游文明产生的核心基础，没有之一。
正因为此，这一内容被编入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2课《原始农业与史前社会》的第一要点是“农业的起源与定居生活”，说清农业起源的来龙去脉后，就附了“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并在“人工栽培的农作物”的注释中，再次点出“义乌桥头遗址等，发现了早期栽培水稻的遗存”。
环壕定居 一次“革命”
农业起源对人类文明史产生重大影响，食物的变革还产生了连锁反应。
这种崭新的农耕行为体系的初步形成，促使上山人走出洞穴，占领、定居于新石器时代活动中心的旷野地带，形成庞大的遗址群，包括桥头遗址，这与农业发生的革命性后果相吻合，让我们看到农业文明的新气象。一种新兴的经济行为与一个群体的生存与繁衍发生了真实的关系，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定居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对人口、经济、社会、文化都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定居社会的出现都是古文明发展的起点。定居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村落周边皆是可以管理、控制甚至“拥有”的资源，人的生活半径缩小了，属于人类的“领地”却变大了。定居迅速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社会规模扩大，也促使这些早期的定居者重新调整人和人的关系，逐步产生复杂的社会组织和亲属制度。
蒋乐平在《万年中国 灿烂辉煌》一文中还说：“距今9000年前后，上山文化的农业定居生活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显著的标志是环壕的出现，这也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环壕。环壕象征了村落防卫措施的出现，背后反映的是农业社会对土地的拥有意识，一种家园意识开始出现。在上山文化中，环壕不但可以护围村落，而且还可用来烘托与拱卫重要场所，这主要见证于义乌桥头遗址。”接着他又说：“桥头遗址发现一处环壕——一中心台地结构的大型遗迹，东、南、北三面为人工环壕，西面遭河流冲刷破坏，环壕的深度达3米，宽近10米。环壕所包围的中心台地略呈边长约40米的正方形。”（《光明日报》2023年10月14日第12版）
环壕，就是环绕于某个中心的壕沟，功能类似于后来的护城河，最初是用来抵御洪水、猛兽的侵袭，后来用于防御敌人攻击。
新石器早期时代，人们依洞穴而居，过着迁徙式生活。农耕生活提高了人类生存能力，从而减少为找食物而迁移奔波，这就有了定居的需求，逐步形成聚落。聚落一般分布在地势平坦、气候适宜、水源充足、动植物资源丰富、近水且能避免水害的河谷地段，而桥头遗址正是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靠近支流、远离干流，既能充分利用水源，又能规避水患的侵害，同时土壤适宜耕种，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便于狩猎与采集，是相对理想的村落聚集地。
据专家分析，桥头遗址的最早利用阶段，存在人为对台地的修整、堆砌等一系列营建行为。结合上山文化层分布局限于中心台地范围的特征，可确定环壕及土台的营建始于上山文化时期，并可推定是先营建后使用。
“也就是说，9000年前，上山文化发展到中期，有一批先民曾在义乌这处河流潺潺、绿树成荫、重峦叠嶂的自然馈赠之地，结庐驻足、繁衍生息……”在桥头遗址出现稳定村落定居的农业社会，而且与稻作农业、制陶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在时间和进程上保持一致，有别于西亚地区定居先于农业、农业先于制陶的特点。在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过程中，包括桥头文化在内的上山文化，很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农业起源和定居模式，这正是包括桥头文化在内的上山文化独特性和创新性的表现。
上山文化出现了以稻作农业生产和多元采食经济为基础和支撑的定居村落和早期农业社会，这是中国万年农业定居史的重要开端。由此可见，考古界泰斗严文明先生称其为“远古中华第一村”实至名归。
桥头彩陶 世界之最
在环壕中心台地，除了房址、灰坑和墓葬，还有“器物坑”。坑内堆积着不少保存较为完好的陶器，这些陶器还存在一定的叠压层次，可能是多次活动行为所形成的。
这些陶器以粗泥陶为主，还有夹炭陶和夹（细）砂陶。陶器表面多装饰有红色陶衣，少量为黑褐色陶衣。陶器以素面为主，但也出现了少量纹饰，主要有刻花纹、绳纹等。
桥头遗址彩陶的发掘，引起各级媒体的关注：
“……陶器类型包括大口盆、平底盘、陶罐、陶壶、圈足盘等，陶衣鲜亮，以红衣为主，也有乳白衣，体现出陶器装饰的高超。一定数量的彩陶，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红彩以条带纹为主。乳白彩纹比较复杂，出现了太阳纹、短线组合纹等图案。”（《人民日报》2020年1月5日《考古进行时，义乌桥头遗址》，作者蒋乐平）
“彩陶技术出现最早。目前发现的上山文化彩陶世界最早，比西亚地区距今9000年以后才出现彩陶要早，尤其以桥头遗址的发现最具代表性。”（《文汇报》2021年12月3日第12版，作者孙瀚龙）
除了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一些权威人士也纷纷发表评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韩建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讲堂上说：“在浙江义乌的桥头遗址，就发现有世界上最早的彩陶，有些非常漂亮的瓶、罐等器物可能不一定是实用器，或许与祭祀有关，有些陶器上彩绘有类似于《周易》的阴阳爻卦画，有的又类似数字卦象符号，结合长江下游此后的类似发现，推测当时可能已经有八卦一类数卜的产生。”（《光明日报》2020年10月3日第7版）
中国博物馆协会史前遗址专家委员会顾问、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郎树德说：“考古工作者最近两年在浙江的上山遗址，也就是义乌那里，发现了将近1万年前的彩陶，南方浙江一带跨湖桥有将近9000年的彩陶，所以浙江的彩陶要比我们甘青地区乃至西北地区还要早……”
从专家评说中不难看出，桥头遗址的彩陶不仅如媒体所盛赞的“万年前的绚烂云霞”，而且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反映了我们先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思想和信仰。
酿酒技术 引领世界
悠悠数千载的酿酒历史中，究竟谁是发明创造者呢？
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关于酒的故事数不清，却少有发明者的记载。因对此莫衷一是，只能凭着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其中主要有三种：“类人猿造酒说”“仪狄造酒说”“杜康造酒说”。
始作酒者究竟是谁？又在哪个朝代？何方人士？一位叫窦苹的有一貌似模糊、实则有科学依据的推断：“然则酒果始谁乎？予谓智者作之，天下后也循之，而莫能废。”智者，自当是有智慧的聪明人，但不是某一位，而是世代相继的一个群体，一如有巢氏架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后稷教民稼穑一样。
而这一群体，首推义乌的先民。
这有权威的结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展出中，有一陶壶，口径6厘米，底径6.5厘米，高17.5厘米。这件造型完全可以和宋代龙泉窑梅瓶媲美的陶壶，线条圆润，陶面光滑细腻，用手指轻弹，可以发出清脆悦耳的撞击声。更特别的是，从这件陶壶中发现了酿酒的证据。
“考古学家在陶壶的残余物中发现了一种加热产生的糊化淀粉，经检测研究，发现残留物与低温发酵的损伤特征相符，低温发酵是酿酒的基本原理。据此推断，9000年前的上山人可能已经掌握酿酒技术，而这只陶壶也就可能是我国出土的最早酒器。”这一信息，来自2021年11月25日的《人民政协报》。
考古界权威人士说：“上山文化目前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酿酒证据，在桥头遗址出土的属于上山文化的20件陶器标本中，我们进行了淀粉粒、植硅体、霉菌、酵母细胞的残留物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有8件器物标本曾用于储存酒（或发酵）。酿酒的原料包括水稻、薏米和块茎类植物。同时，这些器物的残留物中包含了大量的霉菌和酵母细胞，部分霉菌与曲霉或根霉的形态特征相符，酵母形状大多为圆形和椭圆形，显示有芽植状态。植硅体残留物中包括水稻颖壳和茎叶，以及其他草本植物。”（2021年12月3日《文汇报》《上山文化：中华万年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启明星”》，作者孙瀚龙）
由此可见，桥头遗址的发掘，不仅有彼时的时代意义，更具有跨越时空的文明意义。
桥头遗址承载着丰富的科学信息、历史记忆、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使得科学与人文在这里交融，其价值意义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决定了桥头遗址利用工作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来源：金华日报